半岛平台官网环境污染事件十篇

　　半岛平台官网环境污染事件十篇从即世纪70、80年始，伴随着产业结构大调整，国际上出现了发达国家将污染行业和污染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根据跨国污染转移的方式可以将跨国污染转移分为直接污染转移和间接污染转移。直接污染转移是指通过运输、丢弃、排放的等方式直接将污染物质转移到本国区域之外。在此次日本事故中，在事先未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的情况下，东京电力公司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厂区内1.15万吨含低浓度放射物质的污水排入海中，以腾出空间容纳部分机组内所积高辐射污水。这一行为是典型的直接跨国污染转移，引起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注。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于4月8日表示，希望日方按照有关国际法行事，采取切实措施保护海洋环境，并及时、全面、准确地向中方通报有关信息。直接跨国污染转移是一种较为普遍、直接且简易的转移途径，东京电力公司这一行为不仅严重侵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环境资源安全，也侵犯了相关地区民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间接污染转移是指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式将落后的重污染设备、技术和行业等方式转移到本国区域之外。「3〕发达国家将污染物和污染行业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主要包括污染废弃物出口、污染产品和设备的跨国转移、重污染行业的转移三种间接转移方式。污染废弃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洋垃圾”。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工业垃圾。发达国家的环保意识比较强，排除了露天处理的方式，如果采用其国内高标准的环保要求，将要花费大笔的垃圾处理费用。为了降低这一部分成本，发达国家常常打着“资源性”废弃物的旗号，通过垃圾出口的方式转嫁自己的环境危机。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缺乏妥善处理垃圾的技术和设备，这些“洋垃圾”不但会破坏生态环境，还给生活在周边的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健康隐患。近年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对于该问题的重视和环保意识的提升，这种现象已经逐渐不再为发达国家使用。污染产品和设备的跨国转移，通常表现为一国或地区将污染严重的，已限制销售、使用，或者限期淘汰的产品和设备出口至其他国家或地区。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各国的环保标准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标准普遍较低，且监管体系不完善，这为发达国家转移污染产品提供了便利。在事故之后，日本大量向我国出口海产品正是污染产品跨国转移的体现。除外，发达国家还会以国际经贸合作的名义，通过跨国公司的经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一些缺乏优势的设备和产品，将公司生产过程中污染密集的环节迁入发展中国家。叫如苹果公司，其污染较为严重的产品生产过程均在我国，而产品研发、设计等轻污染环节则留在美国，最终获益的仍是污染输出国。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明知这些产品设备或者生产环节会造成本国环境的污染，但是介于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只能暂时忽略引进产品和设备带来的负面效应，却给该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重污染行业的转移是指发达国家借助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以国际投资的名义将本国重污染行业的公司设立在发展中国家。这类重污染行业以铸造、化工、医药为代表，如在生产时不配套安装污染治理设备，生产过程中将会产生大量污染物，对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都会产生一定的威胁。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落后，环保标准相对较低，对这类重污染行业的转移不但没有环境保护的限制，反而还有吸引外商的各种优惠政策。发达国家利用这一点，减少了污染物的处理费用，降低了行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产业的竞争力，同时通过投资转移了重污染行业可能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

　　跨国污染转移的实质是污染后果和污染责任的转移。传统的国家责任是指一国违反自己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时，应该承担国家责任。笔者认为，对于因跨国污染转移产生的国际环境责任应该不仅限于传统的国际责任，还应包括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引起的国际损害责任。“特雷尔冶炼仲裁案”是跨国环境污染的典型案件，该案中对严格责任的适用对传统的国家责任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奠定了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坚实的基础。之后，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探索开发领域的扩大，因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的跨界污染案件日益增多，比较著名的案件有1986年的莱茵河污染事件以及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包括生产、生活以及核电站、科学实验、太空探索等行为，这些行为本身是合法的，或者不违背国际法中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当损害行为发生了，仍然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环境损害责任。跨国污染转移产生的责任主体通常情况下是国家。私人可以成为污染转移的行为主体，但赔偿责任应当由国家承担。根据目前的l清况来看，可能产生跨国环境污染转移的领域大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且私人在跨国环境领域的行为基本都是在国家控制下的。通过国家的严格监督，如果仍发生跨国污染转移，一旦对他国或者地区有环境损害发生，国家作为跨国环境损害的加害方在面对本土行为造成的他国环境损害和实质性损害的威胁时，有义务满足受害国的合理要求。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环境突发性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环境破坏。据环保部通报的数据显示，2015全国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330起，其中重大事件3起，较大事件5起，一般事件322起，突发事件总体较2014年减少了141起，下降幅度较大。但在已经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中，环保部直接参与处置的82起。环境突发事件发生总体数量虽然下降幅度较大，但与普通环境污染不同的是，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突发性，各种污染物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向事故发生周边扩散，这种事故发生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要求及时做好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监测，帮助人们及时掌握事故发生后环境受污染程度。为此，我国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意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等，使我国的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监测体系更加完善，监测效率极大地得到了提升，为相关部门开展环境应急监测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制度保障。

　　2.1突发环境事件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突然发生，并因此造成或可能造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在短时间里造成事故发生周围的大气、水体、土壤等介质发生污染，降低周边环境质量，有重大社会影响及公共安全、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突发性事件。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突发环境事件又被分为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和核与辐射污染事件。2015年发生的3起重大环境突发事件，造成了4人死亡，81人入院治疗，影响事故发生地周边居民饮用水安全。

　　2.2环境应急监测应急监测是指环境应急情形下，为了进一步查明和发现环境污染情况，以及环境受污染范围所采取的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等，主要监测突发事件发生后环境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和受污染范围等。环境应急监测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和相关机构在短时间里掌握突发事件发生后周边环境受影响情况。

　　2.3应急监测响应原则。市级环境监测站作为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专业性环境监测机构，在突发性环境事故发生后应首先把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众健康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在行动上要坚持统一指挥和调度，坚决落实局部服从整体、部门服从全局的原则，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故时，能够在极短地时间里迅速、有效地作出应急响应。完善应急快速反应机制，加强日常应急演练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强化应急突发环境应对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储备，切实按照科学化、规范化原则做好环境突发事件中的应急监测工作。

　　掌握好辖区内重点化工企业、危化品运输单位、水源地周边企业等环境突发事件容易发生点，做好备案和风险评估工作，并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及时制定相应的环境应急监测方案，定期做好方案的修缮，建立辖区内重点污染源的分布图，其中，应急预案的制定至关重要，是后期一旦发生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后及时启动应急监测的重要依据，其主要包括的内容有：应急监测预案编制依据、应急监测组织机构组成、应急监测机构应承担的职责内容、应急监测各项准备和事故预警、应急预案启动程序、适用范围、具体要求、应急预案终止及信息报告的、追责和以及必备保障措施等等。

　　环境应急监测需要各种技术和设备保障，因此，要做好日常的应急装备配备，一旦发生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后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发挥设备的应用功能。设备包括采样仪器、监测设备、安全防护器材、交通运输工具等。例如，监测试纸、快速在线监测仪器、防毒呼吸器、报警指示标志、防护安全带、对讲机、应急监测车等。

　　3.1.3掌握应急监测技术主要是针对突发环境事故发生后及时确定监测点位和监测频次。例如，突发事件发生后要根据现场的实际状况，做好点位的设置和数量的确定，结合事故的不同特点和类型，以及事故周边的气象条件、人口分布和影响区域等，确定相应的监测点位，尤其是居民点和农田、饮用水源地等要重点关注，做好环境敏感区的监测工作。此外，环境监测频次也是要根据突发事件发生后现场污染状况来确定。例如，在事故发生之初要适当加大监测频次，待掌握现场污染变化规律和特征时，再适当的减少相应的监测频次。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监测小组，组织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制定详细监测方案，并做好取样、送样、分析、数据处理和报告编写等。首先是及时成立应急小组。突发性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是一项系统性、复杂的工作，在接到污染事件报告后，要在第一时间里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事故调查、应急监测等小组，并向上级机关做好报告，通知周边区域或下游受污染或可能受污染地区，并在最短时间里赶到事故发生现场。其次是做好现场调查和危险处置。应急监测人员赶到现场后要立即对现场进行全面的调查，并快速判断污染物的种类、范围、影响区域，划定隔离区域，及时发出环境预警。做好现场采样、送样、分析等。现场人员要严格按照应急监测规范和应急方案的要求进行，做好样品防护和保存，贴好标签记录。样品在运输环节要防止因保存不当造成样品性质发生变化影响监测结果。此外，还要做好数据处理和报告环节工作。按规范填写原始记录，以及有效数字的修改，原始记录要按照审核后方可上报。

　　监测事故应急状态消除后，要进一步做好跟踪监测完善，例如，根据现有应急监测所获取到的数据准确的预测和判断污染物迁移强度、速度和影响范围，并及时上报此次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处理动态风险评价，做好环境污染状态后续的跟踪监测，并将整起事故发生后以及整个应急监测过程中的数据资料进行全面的整理、归档和分类。在环境应急监测终止后，后续跟踪监测主要是对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和生态环境影响作出客观评价，并突出相应的环境恢复建议，对因事故可能造成的环境中长期性影响要做好后续的持续跟踪监测和评估。此外，还要加强日常的应急监测技术培训，提升环境监测人员应急监测知识的应用能力和水平，尤其是要做好各种突发事件的实战模拟演练，提升监测机构应急响应能力。政府环境保护相关部门要加大环境应急监测的资金支持力度，拨付专项应急经费，加大环境监测机构的人员编制，为环境应急监测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持。加强环境监测部门与相关部门日常联系，如消防、气象、公安、医疗、宣传等部门，通过加强部门之间联系，一旦发生突发性环境事件后能够整合各方力量，形成环境监测整体合力，提高环境监测结果的科学性，共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由于海域污染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十分严重,环境责任保险已经成为国外企业不可或缺的风险防范措施。在世界广泛关注的海域污染事件中,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造成23000平方公里海洋面积受到污染,使英国石油公司(BP)向墨西哥湾灾民赔偿1亿美元,另外BP公司设立了总额为200亿美元的专项赔偿基金。而在更早的1999年“埃里卡”号漏油,法院判决法国石油工业巨头道达尔集团对污染负有责任,罚款37.5万欧元,同时向约100名原告支付1.92亿欧元赔偿金。1989年美国 “瓦尔德斯”号漏油,埃克森公司为此支付43亿美元,用作清理、赔偿和罚款等费用。据悉,这些重大事件中都涉及到数额巨大的环境责任保险赔付,如BP公司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获得了35亿美元左右的保险赔偿。

　　我国现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里集中出现,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在我国的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分布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近年来,国家环保总局接报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平均不到2天就发生一起。数据显示,仅2010年我国就发生了156起突发环境事件,相应的防范机制却存在缺陷,导致污染事故频发。作为当今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我国90%的进口石油是通过海上船舶运输完成,同时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也取得长足进展,仅在渤海湾就有上千口油井,船舶漏油和海上油井漏油事故也时有发生。目前,经有关部门检测发现,我国沿海地区海水的含油量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海水水质标准2倍至8倍,海洋石油污染十分严重,致使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2010年7月发生的大连原油储罐陆地输油管道因爆炸起火导致的漏油事件,留下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黑海”,但涉事企业仅以“投资抵赔偿”,而相关后续赔偿工作却全部由大连市政府承担。今年6月4日开始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即中海油溢油事件)已使周围海域840平方公里的1类水质海水目前下降到了劣4类,对海洋环境造成了较大程度的污染损害。

　　大连泄漏事件、中海油溢油事件再次为我国的环境安全敲响警钟,与此相关的环境责任险制度日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对于我国公众较为陌生的环境责任保险,该制度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并正日趋成熟和完善。从法律特征看,环境责任保险有以下几点:

　　(一)环境责任保险本质上并非纯正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也具有自保险的性质由于污染破坏环境产生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牵连性,当被保险人的自有场地受到污染破坏而无能力抢救治理,相邻地区的人乃至整个人类将会受到牵连,因此投保人的自有场地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受到污染侵害产生的抢救费用和治理责任应当作为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

　　(二)环境侵权对象包括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环境污染致害往往造成受害者生命、健康和财产上的损失,即受害者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了侵害。传统民法从财产权、人身权两方面对环境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许多重要的环境要素像空气、阳光、水等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财产,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无法以财产权作为对其救济的根据。而相邻权的局限性在于其范围狭小,只限于以不动产的相邻关系为前提的环境侵权,但环境侵权往往具有迁移性、远距离的特点。把环境权与财产权、人身权并列作为环境侵权的对象,可以弥补传统民法的缺陷,也有利于新型权利概念的生成,增强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

　　(三)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根据中国《环境保》、《海洋环境保》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违反环境保律规定者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具体情节及情况不同,分为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对易于鉴定,它们强调的是违法者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个人责任,由自己承担,不能转嫁于社会,这与责任社会化性质的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是不一致的。公平正义是民事责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表现为在施于致害者必要的赔偿责任但又不至于使其失去生存能力的同时,及时有效地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现代特殊侵权责任社会化(如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就是以此为价值基础而产生的,环境责任保险就是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的一种表现。环境责任保险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关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环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由保险合同规定,保险人的保险赔偿是基于环境责任保险合同进行的,其责任社会化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强调的是投保人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责任,不受环境责任保险调整。

　　(四)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近因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是传统保险合同的四大基本原则,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也必须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但所不同的是,在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上,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故在证明方法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因此,在环境责任保险中,只要求环境污染受害者在相当程度上举证,不要求全部技术过程的举证,即只要证明“如无该行为,就不会发生此结果”的某种程度上的盖然性(或然性)即可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一)关于陆上企业的环境责任保险2007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我国一些省市试点开办环境责任保险,然而实际情况是企业参保意愿薄弱、保险受益覆盖面小、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污染侵害后果。某环保厅人士分析认为,长期以来污染事故发生时,若涉事企业无力赔付,多由地方政府买单。同时,我国石油、石化企业主要投保财产险(含仓储的财产险)、机损险、货运险、人身意外保险、工程险;码头财产设备险,或者是码头操作责任保险、油污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对于环境责任险这一新生事物,财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大企业,认为企业不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即使发生了环境污染事故,自身也有能力应对而不愿投保。

　　更为关键的是,各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初期很大程度上必须要靠政府强力推动,然而我国因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对高风险企业推行责任保险的工作尚缺乏强制力。目前国家层面的环境责任险的依据只有原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的《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一意见目前并未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开始了破冰之旅,无锡市是国家环境保护部2009年确定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城市,今年2月实施的《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施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使无锡在江苏率先推出环境污染责任险。据悉,由此无锡约2000家存在一定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投保企业可按照生产经营规模和环境风险等级,在1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和1000万元等档次中,选择相应的赔偿限额。《实施意见》的推出,意味着“绿色保险”机制将在无锡全面、强制性推行,靠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一制度,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关于船舶环境责任保险1967年的“Torry Canyon”号油轮搁浅,泄漏原油12万吨,污染英国140英里的海岸线,而油污受害人仅得到五分之一的损害赔偿,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海上船只漏油导致沿岸环境污染事故的关注,也直接促成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简称CLC1969公约)的诞生。CLC1969公约为保障油污受害人得到合理、充分的赔偿,创立了海上油污责任强制保险的完整体系。该公约规定,在缔约国登记的载运2000吨以上散装货油轮的所有人必须投保油污责任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保证。同时在第五条第11款又规定,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有权按照本条规定设立基金。最后CLC1969公约第七条第8款还规定,对污染损害的任何索赔,可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污染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直接提出,即便油污损害是由于船舶所有人本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可见其赋予了责任保险人一种近乎无条件的责任限制权利。

　　1992年用两个议定书对这一“旧”的赔偿机制进行了修订,公约修正案提高了赔偿限额、扩大了油污损害的适用范围,这两个议定书分别称为《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和《1992 基金公约》,随后又于2003年进行了修订。

　　我国于1999年1月5日向国际海事组织交存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加入书,成为该议定书的缔约国。根据议定书第13条第4款的规定,该议定书于2000年1月5日对我国生效。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配套文件之一,2010年交通运输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该实施办法第二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载运油类物质的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油类物质的船舶,其所有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

　　该实施办法第四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船舶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保证:

　　1.载运散装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

　　2.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非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和燃油造成的污染损害。

　　3.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燃油造成的污染损害。

　　4.1000总吨以下载运非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非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

　　2016年4月17日，央视曝光常州市一所知名中学的新校址，竟然被安排建设在了一处被三所剧毒化工厂严重污染的地皮旁边，结果自从去年9月学生们入住新校址后，便开始集体出现一些中毒反应，甚至有人患上白血病和肿瘤。一经播出，该事迅速发酵，环保部、教育部先后发声，并联合省政府派出调查组，地方压力可想而知。网上更是指出这件事件其实早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引起学生父母极大愤慨甚至上街，但不幸被当地政府“压”了下去。一时之间众说纷纭，政府及城市形象受到不小的打击，通过这次突发舆情事件，一些潜在的、深层次的危机管理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地方政府作为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管理能力和水平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牡胤秸府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失误行为、失误原因及其相关对策等三个方面，对其公共危机管理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多中心理论为框架，探讨如何更为有效地消除危机给人民生活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对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一些思考。

　　对于何谓“危机”，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与其含义相近的“应急事件”“突发事件”等概念仍在被广泛使用。在一般意义上，“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问压力和不确定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由于环境科学的综合性和广泛性，决定了危机管理体系的研究不是从单一学科内来研究的，因此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对现实更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央视报道，常州市委、市政府在舆情爆发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成立联合调查工作组。从第一时间的应对表现看，常州市没有抵赖、狡辩，而是先考虑师生健康，明确公开表示对污染零容忍，立即核实情况并承诺公开调查情况，缓和了民众的敌对心理，做法四平八稳，没有多少硬伤。但是从这次危机管理事件中，仍能看出一些令民众质疑的地方。

　　1、消极应对，措施不力。通过报道可知，在央视曝光前一年，家长就此事曾经发生过，而常外的学生出现大面积身体状况不是一天两天。但由于政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因为本身的偏差或考虑不周，消极应对，错过及时回复处理的时机，学校毗邻毒土地与未批先建、环评报告的瑕疵与官方的渎职成为问题死结。

　　2、未及时发出权威声音。“还在穿鞋，谣言已经满街跑。”到底学生病情如何，学生健康问题是否确由有毒土壤引发、在国家标准依然付之阙如情况下，土壤修复是否成功和安全，到底谁说了算？环评是否真实可信？这些公众关心的问题没有及时得到政府官方媒体的明确回复，谣言却四起，导致政府失去了公信力。

　　3半岛平台、未统一对外信息。自央视报道之后，政府发声之外，常外也作出了反应，主要是和辩护，非常激烈，有为自己开脱之嫌，造成公众强烈不满。外校单独高调发声，违反了关键时刻“一个声音对外”的重要法则。两个声音对外，在面对不同媒体的时候，一旦产生歧义，发言人就容易成为“爆料人”，引发次生舆情。

　　1、政府片面追求政绩。地方政府只顾本地的经济发展，对危机爆发的预控不够关心，缺乏警惕。先批后建这些问题理论上都不应该出现，还是政绩利益埋下事件的起因。另外一些职能部门存在渎职现象，监管不力，导致危机管理系统有漏洞。

　　2、危机管理主体单一。尤其是整个事件处理中，我们几乎只看到政府忙碌的身影，市场、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等参与都明显不足。由于危机管理的紧迫性要求社会迅速做出回应和决策，社会团体与民众组织效率难以保证，因此往往政府是第一步决策者，但是政府的危机管理工作如果能得到有专业素质的社会团体的帮助，无疑能够事半功倍。

　　3、危机管控机制不健全。管控部门设置分散，一次突发险情往往涉及多个机构部门，需要各部门协同作战，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倘若各部门步调不能协调统一，势必对整个险情的驾驭极为不利。另外，险控管理缺乏规范，专业人才供给脱节，在相关人才的培养方面严重滞后，

　　4、信息公开不及时。如果没有权威的官方平台及时公开危机处理信息，就会造成不负责任的谣言发酵，造成群众信心动摇。公民拥有对公共危机的知情权，使公众了解和掌握目前事件的真实情况，可以让公众逐步理解和支持政府工作，避免使公众对政府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乃至抵触情绪。有了来自于正规渠道的权威信息，小道消息和流言才会失去生命。

　　1、完善环境污染应急机制。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措施，设立常设机构，力争做到一个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由发生险情的所在管理部门牵头，相关部门予以配合。并且在危机处理中形成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处理渠道，使突发事件处理机制走上法制化轨道。

　　2、以人为本、科学发声。任何事故，一旦涉及到人身安全、重大财产风险，几乎毫无选择就是要以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为第一关注点。危急时刻，免谈公关，实打实地从人性出发，才是要务。同时确保一个声音对外，避免政出多门，自相矛盾的情况。

　　3、建立部门联动机制。许多突发公共事件往往不是一个部门可以直接协调，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可以更好地整合资源，第一时间内做出最有效的回应，缩短舆情处理时间。

　　4、鼓励社会团体的加入。作为政府权力的重要补充，社会团体在危机治理中也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媒体、专业的学习、发放资料等方式培养公民自治意识，完善对社会团体的日常监管，在政府无力顾及或者难以全面监管的空白区域，发挥社会团体的自主意识积极性和灵活性，这样可以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重视和发动非政府群众团体组织参与处理突发事件。

　　政府在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履行政府职能，不仅能推行“善治”理念的“责任政府”的形象，还可以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和社会稳定，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生态自然型和谐社会而作出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将危机造成的伤害降到最小。

　　[1]宋红玉，沈菊琴.太湖蓝藻事件引发的公共危机思考：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 卷，第2 期， 双月刊2015（3）

　　[2]宋英华.突发公共事件与政府应急管理的制度完善：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3]肖金明.反思 SARS 危机：政府再造、法制建设和道德重建[J].中国行政管理， 2003，（7）

　　[5]郭振仁，张剑鸣，李文禧.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防范与应急[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10]韩丹， 刘伟. 多中心理论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以江苏太湖蓝藻事件为例[J]. 法制与经济， 2011（6）.

　　[11]汪亚君. 论突发公共事件中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由台风罗莎引发的思考[J]. 现代商贸工业， 2008， 20（2）

　　[12] 教育部. 常外“毒地”调查结果：校园环境安全[J]. 教育院/系/研究所名录， 2016.

　　2019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及全国会决议要求，全力参与和服务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各部门依法惩治环境污染犯罪合力。旨在加强面向社会的生态文明、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宣讲工作，进一步提高企业环境意识和履行环境责任能力。按照公司要求认真学习相关文件精神，现将此次学习心得总结如下：

　　一、通过学习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形势的分析及对国家政策的解读，相关案例分析，使我了解到目前我们的环保形势不容乐观，污染问题尚未根本扭转，特别是已经造成严重污染的，恢复治理资金压力大，解决难，时间长。污染范围从城市向农村扩散，且农村污染问题更为突出。从以前的农村到城市上街头，从个人诉求到群体性诉求，从污染纠纷到新建项目，从工业项目到环保项目，从抗争企业到抗争政府，从环保事件到社会事件。环保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影响国家发展、民生建设的社会性问题。作为央企环保工作不容忽视。

　　二、通过学习环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特别是从单位犯罪的认定、犯罪未遂的认定、主观过错的认定、生态环境损坏标准的认定、非法经营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大气环境犯罪、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认定等十五个方面学习。结合徐州公司雁群项目实际情况，重大风险主要为相关合规手续的办理、环评备案、排污许可、危废物鉴定。重大危险源为雁群填埋场满库区渗滤液雨天及暴雨天防止溢漏，这也是突发环境事故发生源。为防范于未然，我们应加强督促局加快办理相关合规手续，同时协助局、环卫处、雁群厂加强防范措施，制定预案并演练，建立风险评估，排查隐患，储备足够应急物资，建立并培训应急队伍，建立应急管理体系工作，立即清除或减轻污染危害。

　　当前深圳正处于深度城市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资源能源环境矛盾的集中期，环境需求和压力凸显，新型环境问题不断涌现，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已经进入频发期，据不完全统计，2006-2012年间，由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牵头处置的突发污染事件达到了40余起。如2006年龙大高速危险品翻车事件、2007年布吉河油污染事件、2008年龙岗河油污染事件、2009年下坪填埋场污泥坑管涌事件、2010年深圳水库清淤船柴油泄漏事件、2012年深圳市空港油料有限公司油库区油料泄漏突发事件等，对我市生态环境、人民健康及社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近年来，环境污染已成为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社会各界对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问题更是高度关注。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赔偿难题将成为导致社会暴发的诱因，影响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建立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建立健全环境损害评估管理制度已刻不容缓。

　　污染事故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严重危害着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现有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远不能满足环境保护和及时赔偿受害损失的需要。如2008年发生的龙岗河油污染事件，面临责任如何认定，损失该怎样鉴定，赔偿该怎样执行等一系列问题，污染者负担原则又怎样有效落实？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将污染修复与生态恢复费用纳入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科学、合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与行政罚款数额，建立以环境损害鉴定为技术支撑，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体的综合环境监管制度，使环境行政处罚与污染者造成的实际环境损害、获取的收益挂钩，更有助于推动环境行政管理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有助于推动环境责任保险、绿色信贷、生态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创新，有助于加快环境风险防范、环境应急处置等环境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

　　随着人们环境权益意识的日益增强，环境争议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各界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的规范化管理投以了极大的关注，迫切需要建立科学、客观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制度和机制。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细化了对污染环境违法行为的认定，降低了污染伤害定罪条件，有力加大了对污染环境行为的打击力度。在环境污染违法案件的处理中，依法、科学评估污染造成的人身伤害、经济损失和资源损失，同时有效地评估和防范环境风险，为环境污染责任赔偿依据，是保护污染受害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前提。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研究建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和工作机制，可以为司法机关受理、审理和判决环境污染案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建立健全职责明确、机制清晰、运转顺畅的环境司法工作体系，从而明确政府、企业和公众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切实维护各方合法环境权益。

　　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起步较早，并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入而逐渐成熟。美国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认识并控制污染损害的后果，开展了“自然资源损害评估”（简称：NR-DA）；欧盟在吸收美国经验的基础上，自2004年起实行《欧盟环境责任指令》（简称：ELD）；日本也建立了公害鉴定机制，并颁布了《公害纠纷处理法》。当前，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制度较为完善、方法较为先进、程序较为成熟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体系，对石油泄漏、废弃矿场修复、有机化学污染等多种案例进行了鉴定评估，对其环境公益权益保障、生态环境恢复以及环境司法体系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家环保部通过地方试点，持续推进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相关技术、制度及程序等方面的研究，但由于我国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开展较晚，环境损害评估制度体系在法律法规、技术导则和工作机制方面都面临不足，没有针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系统立法。在国家首批7个试点省市中，重庆、昆明两市在试点推行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有益经验。昆明市早在2010年就先行先试，率先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2011年纳入国家试点。近年来，昆明市推动建立了“环境保护执法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建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制度，初步形成了运用行政和司法手段“双轨制”对环境违法案件进行查处的格局，有效遏制了跨流域、跨地域的环境污染事件。在机构设置和制度建设方面，昆明市依托市环科院成立了昆明市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评估中心获云南省司法厅批准成立昆明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及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证。昆明市政府成立了“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开展。自2009年开展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例以来，“鉴定评估中心”共处理案件17起，发出鉴定意见书14份。其中，《昆明市环境保护局诉昆明三农农牧、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环境公益诉讼案》，是云南省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也是全国2011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被国内有关专家评为“开了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先河，开辟了让排污单位承担污染损害责任的一条新途径。”重庆市依照国家环保部试点工作方案，成立专门机构。2012年依照“分工明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的思路，分别在市环科院、市环境监测中心和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成立了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中心、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技术中心和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分工合作，建立起内部的信息共享与联动机制以及对外沟通协调机制。2012年4月，重庆市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取得司法鉴定资质，市环科院25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也同时被批准在核准范围内开展鉴定评估。重庆市渝北、万州区法院也挂牌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2012年重庆市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完成了对非法向河流倾倒危险废物等6个环境污染事件的损害鉴定评估工作，通过法庭审判形成了较大社会影响。

　　环境事件处理处置中的鉴定评估工作机制没有建立，也没有专门的鉴定评估机构，更没有针对鉴定评估活动的监管措施。

　　目前，2011年国家环保部颁布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I版）》，是指导性的，可操作性不强，未结合具体环境污染特征，明确评估对象与内容，环境损害采用的标准主要是环评方面的标准，这类标准与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的要求相差甚远，环境损害评估对、生物和环境的短期、中长期影响的作用机理、损害情况等缺乏权威评价方法和标准，对环境污染对和环境的损害进行评估。

　　首先，缺少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的相关制度保障；其次，缺少技术保障，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需要评估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监测机构实施有效的应急监测，然而由于应急监测主要是根据环境污染事件的污染特征，对相应污染因子进行监测，这些污染因子往往不是监测机构的常规监测因子。需研究针对新型环境问题的监测技术和评估技术；最后，缺少经费保障。鉴定评估费用尚无收费标准，费用收取来源也尚未明确，再加上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具有公益性，其工作性质及要求决定了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实施过程中的成本相对较高。

　　借鉴重庆、昆明两市的鉴定评估工作经验来看，即使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和相关人员的资质已经得到了司法部门的认可，然而从具体案例来看，评估结果要作为有效的司法证据，往往难以完全达到司法部门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鉴定评估过程的合法性。鉴定评估的应急监测必须适应从单纯的环境监测到从事证据采集工作的转变，工作人员资质、实施流程和操作规范等，都必须按照司法部门要求进行重新整合和规范；其次，鉴定评估方法的合法性。由于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尤其是中长期影响的评估方法和相关规范在国家层面都尚未有权威的标准，评估结果自身的科学性、权威性相对不足；对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尤其是长期性、累积性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的认定，难以达到司法机关的要求；最后，环境应急与留取证据的矛盾问题。环境污染应急要求及时对污染泄露进行应急处置，防止损害扩大化，而司法部门对犯罪证据的保留又有相应要求，这就要求鉴定评估必须及时、规范，及时收集证据并且收集的证据可以在法庭上被采纳。

　　结合我市实际，参照重庆、昆明等试点省市做法，现阶段以环保系统内部的科研单位、监测机构等为依托，联合组建专门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构，明确其职责，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社会性及人民法院委托的环境损害评估鉴定任务。同时，按照司法鉴定资质的申请要求，开展专业技术人员司法培训，在条件成熟时，向司法部门进行申请，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实施统一的司法鉴定资质管理，使评估中心成为具有我市和区域内环境损害评估和司法鉴定资质的权威单位。

　　根据国家试点要求，结合深圳实际，建立完整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应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建立环境损害责任认定制度和环境损害鉴定制度，为环境损害赔偿提供技术支持；二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扩大环境损害追诉主体；三是全面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有效分担和防控环境风险；四是探索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实施对无法确认责任主体的环境损害社会救济。同时加强与国家、省相关环保部门的工作衔接，建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上下联动机制；加强与公检法等司法机关的联系协作，推动损害鉴定结论司法化进程。

　　融合国内外先进经验，在国家环保部指导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深圳特点，加快相关技术规范的研究和论证，构建一套科学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的工作程序、评估方式、认定原则、评估指标体系、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形成完善的损害鉴定评估框架和工作机制。

　　一般来说，完善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机制是有效缓解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社会压力的稳定器和减压阀。目前中国已基本建成了以政策法律体系、组织管理体系和应急资源保障体系等三种基本保障要素，以“事前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响应、事后管理”为主要程序，以保障环境安全与大众健康为中心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机制。一个健全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机制，一定需要一个健全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法律体系作为支撑，才能保证有效应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1]。国际经验表明，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机制的法治化，不但能够提高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效率和效果，同时也能够减少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社会压力，从而保证公民权利得到尊重以及公共权力得以依法有效运行。中国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机制在程序上的相对完整性，较好地保证了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管理需求，但是应急程序运作过程中的相关法律体系存在着制度与执行上的困境，诸如应急法律体系的条例缺损、应急执法的不作为违法与作为违法、事件主体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等。就此，笔者将针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中的法律困境作重点分析。

　　就突发性水污染事件而言，宪法起到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基础作用，但是其在应急规定方面也需要有所改善，具体有以下几点：

　　1.缺乏紧急状态的基本要素规定。自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紧急状态曾经出现过多次。现行宪法是倾向于和社会正常状态的安排，而对那些非正常状态特别是紧急状态的秩序问题缺乏相应的安排。虽然2004年宪法修订增加了紧急状态的条款，但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不甚完善，其缺乏紧急状态的基本要素比如紧急状态的分类等规定。也正因此，尽管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法律可以依据宪法中的紧急状态条款，但这远远不够，从而使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强制应急制度在宪法层面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2.缺乏特殊适用意义的法律规定。宪法没有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发生时相关部门的紧急行政权进行明确法律授权，更没有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强制应急过程中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进行明确法律规定。现行的宪法主要是基于常规状态下的社会秩序进行法律设定，从而缺乏对非常规状态下的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利的关系以及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规定，而恰恰也正是非常规状态下的国家行政主体，需要具有特殊指向和明确规定的法律授权。现行宪法采取了最具普遍适用意义的措辞，来规定国家环境保护任务的法律界限。宪法也没有明确使用“应急处理”等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词语，对于相关行政主体的应急处置权仅包括动员和。

　　3.缺乏针对国务院和军队的应急处置权之明确规定。宪法中规定和制约的一般是处于常规状态的政府和军队的公权力以及公民私权利的法律安排。而当发生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尤其是超局部的紧急重大事件时，非正常状态也即出现。随着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原有的权力制约状态与监督格局也会发生变化，此时的政府和军队之公权力将会处于一种非常集中和非常强制的状态。政府的这种状态在应对紧急事件的过程中可能会非常有效，但是由于公权力的行使必然会关联到公民的私权利诸如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等权利的临时限制，有时还会涉及到军队的调配与军需物资的紧急补给，行使不当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必须将紧急状态下的国务院和军队的应急处置权纳入法治中来，并给之庙宇严格的执行程序[2]。而中国的环境保护应急在宪法上的规定是含糊而不明确的，也缺乏职责程序的安排。

　　1.缺乏涉及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具体的应急程序。《环境保》涉及环境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最直接规定，只突出了事件相关利益方的应急通报义务，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而全面的应急原则和应急指导方针。并且更重要的是，这部基本法也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的预案管理与风险管理，包括监测、预警、信息公开与通报、信息的上报程序、公众的举报程序以及事件的评估程序、事件应急的合作程序、保障程序、法律责任等具体方面的规定。

　　2.缺乏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机构的职能划分。这部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没有针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中的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责进行明确的机构分工与关联。这种情况如果是应对发生在国内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还力所能及，但面对那些发生在跨国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将会导致应急权限和程序的法律模糊，从而不利于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管理。

　　3.缺乏部门法之间的协调性和统筹性。即使是最新修订（2014年4月25日）的《环境保》，仍然缺少对那些当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导致的公共卫生事件和其他公共事件等一系列连锁事件的协调应急管理机制的相关规定。尽管《突发事件应对法》具有专门的针对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置法律依据，但统观此法律规定，大多为方向性和抽象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3]。在应急管理机制上，确实规定了需要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属地管理、分管治理和分级负责的一套程序，但是对于具体的领导权限和职责的划分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领导权限与管理职责的划分相当缺乏。因此，应当给应急机构相应的紧急应对权限，以及对这些权限的框定和违反权限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救济渠道。

　　1.作为环境污染的预防治理与公害控制的单行法，《水污染防治法》没有对传染病病菌携带者污染水体引起公害作出明确的应急规定，而且在这部单行法中，一些原则性规定不具有水污染危害后果救济的操作性。

　　2.《水污染防治法》作为一个单行环境法律，其有关应急处理的规定不够详细。这其中包括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的政府上下级纵向与横向的职责关联、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准备、信息报告制度和公开制度、水污染事件的初步评估以及应急事后评估、应急工作中的关系衔接、物资人力与运力补给供应、疾病控制与救治、社会募捐资金、社会救助、法律责任的主体确定等各个方面，都缺少相应的规定[4]。

　　3.现行的各个单行环境法律，缺乏对流域性的和区域性的重大水污染事件的关切。在涉及到这类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工作中，应该规定相应的指挥领导机制、信息报告机制、物资人力与交通补给机制等一系列有关应急管理机制的具体规定。

　　4.现行的多个单行环境法律，缺乏对应急法律责任的明晰。由于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主体复杂，包括事件过程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比如政府部门尤其是环保部门、事件污染源企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受事件影响的其他公民和组织，所以应急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也变得复杂和多元，因此必须有区别地具体划分应急义务与职责，从而更好地确定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中的主体责任。

　　在大量的有关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中的环境行政法规（包括政府部门的有关环境保护规章）中，较少有部门与部门之间、法规与法规之间的相互协调，应急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多存在执行分散和制度冲突，不利于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比如《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作出规定，突发环境应急事件发生后，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环保部门职席会议协调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工作，并且各个专业部门需按照各自的职责职能划分做好相应专业领域的应对，应急的人力物资交通电力等保障部门也需按照各自的职责职能划分做好应急保障[5]。这个预案，只是一种指导性预案，并且是针对所有的包括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在内的所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导预案，在一定程度上缺少针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的特殊适应性。目前中国的普遍做法是，在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发生之后迅速成立相应的临时小组[6]，这种临时小组对于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也只能依靠临时判断，缺乏专业性，缺乏科学要求。这种做法尽管有一定的效果，但却割裂了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中的部门行政法规之间的协调与联系，限制了事件应急能力的发挥，影响了政府在应急工作中的效率。2005年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突发性事件，非常明显地反映了一个单线条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所导致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效率低下。所以笔者认为应该更多地赋予地方政府在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中的管理权限[7]。

　　另外，其他有关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中的环境行政法律法规（包括政府部门就环境保护与污染方面的规章制度）也有若干缺陷：其一是基本上还没有制定一项关于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实施条例或者实施细则；其二是各个环境行政法律法规与其母法存在着规定上的偏差；其三是各个单行法在有关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中存在着法律规范上的相互冲突与矛盾，各自部门又各自另立法规，所以这些法规一方面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在另一方面阻碍了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不利于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管理。

　　[1] 魏俊杰.中国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机制法律问题研究[D].临安：浙江农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 聂春艳.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律制度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 宋丽平，束琴霞，扬州.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法律的完善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3，（11）.

　　[4] 李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法律问题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5] 朱光磊，张志红.“职责同构”批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考察我国《环境保》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半岛平台，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考察我国《环境保》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这是解决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的事实性问题，也是基础性问题。环境污染事故损失在理论上就是诉讼中的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赔偿范围，是指环境污染事故赔偿主体应该对由其引起的环境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具体类型和内容。纵观各国的环境法，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有四种：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精神损害和环境损害。当然，在有的国家还包括事故应急费用（事故发生后现场抢救、处理以及评估损失所发生的合理费用）。如果从污染与损害的直接因果关系角度分，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前者是指环境污染事故直接造成的财产的灭失或损害或者人身受损导致的经济损失。后者是指与直接经济损失相关的其他损失，又称消极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当事人已经预见或者应当合理预见的预期利益，是未来必然能够得到的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环境保》、《水污染防治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对对损害赔偿范围较为全面和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但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司法实践中存在对受害人合法权益保护范围不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1.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环境污染致人死亡、致人伤残的损害容易计算；而致人慢性疾病、免疫力下降、并发症诱因的，因存在个体体质上的差异，受害者本人通常难以证明系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这些潜在的损害因其往往比较难举证和定量，从而难以获得赔偿。所以基本上停留在对因环境污染导致发生疾病的直接治疗费用层面，没有考虑或没有充分考虑营养费、免疫力下降补偿费用和恢复性费用。因环境污染导致受害人慢性疾病、免疫力下降、并发症诱因等，即便存在这些损害，赔偿金额也不好确定。实践中有些法院采取待损害发生再作为另案处理的模式。

　　2.对精神损害赔偿虽有突破，但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和严格。在环境侵权损害中，经常出现侵权行为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不良影响，使受害人遭受巨大痛苦，但却无具体财产损失的情况。比如，环境噪声使人失眠、记忆力减退、食欲下降，恶臭使人头痛、恶心、寝食不安等。对此类尚无实际财产损失的危害，应当如何赔偿，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关于环境污染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立的几个因素综合考虑，即具体到环境侵权案件中，可以从危害强度、危害时间、受害人的情况和侵权人的情况等几个方面来考虑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特别是要考虑因环境侵权致人精神损害所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来决定是否支持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如果将这些因素量化成判决中的参考比重，并建立一套计算方法，各地法院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就不会过于严格和保守，从而体现对受害人的公平。

　　3.财产损害的认定也存在权利保护不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对间接损失通常不予以赔偿。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中，受害人主张的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请求，往往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理由是这些损失无赔偿依据。而对财产的损失，通常只计算直接经济损失，未计算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如一起网箱养鱼被污染死亡案，7名原告请求赔偿3.4万元，而法院则按死鱼（苗）打捞称重(37.5公斤)，以市价计算，仅判决被告赔偿7名原告共150元。当然，后来此案被改判。

　　4.环境损害赔偿方面。环境损害是指因环境要素被污染、破坏而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或功能丧失，一般可分为生活环境损害和生态环境损害。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对环境损害的赔偿基本上是不涉及的，环境的生态效益并没有量化为经济财产损失由污染者赔偿。

　　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法律制度实施的外部条件不完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我国现行的环境保律规范虽然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的赔偿制度，但这一法律制度没有界定什么是环境污染损害、损害程度的判断标准及认定、污染损害赔偿的原则、程序、如何计量等。因此，在实践中无论是双方当事人协商、环保部门及相关部门处理，还是人民法院判决，都没有相应的原则、程序、标准可循，使得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保证有效实施。

　　另一方面，环境保律规范只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损失赔偿，并不是对所有的环境污染损害都进行赔偿，实践中对间接的或潜在的损失，因污染导致的使用和利用效能降低的损失，因污染导致的其他财产损失，如误工费、整修费、租赁损失费、交通费等都不予以赔偿半岛平台，这不但使环境污染者逃避了应负的环境责任，还损害了受损人的环境权益，又容易出现有的案件赔偿间接损失，有的案件不予赔偿而造成司法不公。例如，2005年11月发生的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中，同一污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