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平台数字媒体与疫情省思：基于传播经济学的考察

　　半岛平台数字媒体与疫情省思：基于传播经济学的考察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持续透露出各国基于阶层、种族、社会性别、技术、市场经济、国家等维度所体现的牢固坚韧的不平等鸿沟，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因疫情而深度参与了形塑社会、经济、文化结构。本文聚焦平台资本扩张与数字媒体的当代发展，主要综述西方传播经济学者在新冠疫情这一“例外事件”下围绕网络平台和资本主义所展开的批判性探讨，围绕全球环境传播危机、数据监控与隐私保护、虚假信息与阴谋论、在线工作与网络生产等四方面批判传播研究议题，检视西方传播经济学者自疫情暴发以来的研究成果，以此反思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所塑造的平台资本主义和数字媒体传播系统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并追问批判传播研究如何回应当前资本主导的平台媒体对社会整体价值观带来的挑战。

　　本文系2021年复旦大学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课题（项目编号：XWH3353210）阶段性成果。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肆虐全球。全球新冠疫情持续透露出各国基于阶层、种族、社会性别、技术、市场经济、国家等维度所体现的牢固坚韧的不平等鸿沟，也引发了现代史上空前的全球性危机，为已处于变动中的世界格局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并将在客观上推动世界秩序的重构（施瓦布，马勒雷，2020/2020：1）。与前互联网时代相比，如今减少聚会宅居的“媒体生活”（media life）使“现实”转移到媒体之中，人们直接生活在媒体里（lived in media）（Deuze，2011），而经由数字化媒体的广泛传播与渗透，曾经远离日常生活的社会变动，借助于媒介再现中的话语表达更为深刻地触及到公众认知。

　　新冠疫情暴发于信息技术与数字化变革的社会背景之中。新技术发展的确创造了新的融合文化，但同时也为私人企业提供了掌控由志愿劳动创造内容的绝好机遇。伴随不事生产而致力开发社群资源和经济市场的网络平台这一基础设施的扩张与垄断，传统的消费者正在转变为新型的“产消者”（prosumer），私有制结构下，所有参与主体都有被数字平台利用的潜在风险，互联网促成的合作可能带来新的隐蔽性剥削。

　　在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对当前数字媒体批判的路径启示与理论意义的基础上，本文主要综述西方传播经济学者在新冠疫情这一“例外事件”下围绕数字媒体和资本主义所展开的批判性探讨，以此反思资本与技术结盟所主导的平台资本主义和平台经济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

　　以平台形式为核心的数字媒体不仅给用户提供了寻找志同道合者的场所，也将日常生活元素提取并转化为商品化的数据。Facebook将关系数据化，Twitter使情绪数据化，Linkedin将我们的经历数据化，微信则再现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实……以网络社区的繁荣为市场资源的数字平台本质是衍生具有经济效率的生产单位，个体用户的多样化增值层与平台的资源共享层时时刻刻效劳于资本与剩余价值弹性积累，这种介于市场和企业（政府）之间的新型组织是带来了更加公正的社会秩序？还是利用个体网民的免费劳动为平台经济创造绝对的支配权？

　　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将平台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纳入研究范畴，如鲍克（Geoffrey C. Bowker）和斯塔（Susan Leigh Star）提出了“基础设施倒置”（infrastructural inversion）的概念（Bowker & Star，1999：34），认为不同于将基础设施视为理所当然之物，研究者可以转而将关注重点指向基础设施，考察支撑基础设施的各类实践，并审视其对用户的影响。范·蒂克（José van Dijck）将当前的互联网环境描述为“平台化的社会性”（platformed sociality）（Van Dijck，2013：5），认为基础设施越来越成为建构社会化图景的基石。因此平台既是技术文化结构也是社会经济实体，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将平台指认为社会环境的同时不能忽略其商业属性，需要从经济学视角思辨平台的商业逻辑与其塑造社会环境的能力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网络平台经济尤其因疫情的线下生产与社交的封锁而获得前所未有的空前扩张，其管理理念、运营模式、智能自动化驱动以及算法监控加快工作节奏、贬低劳动价值的模式，严重削弱供应商、在线业务运营商、临时物流劳工等相关人员的劳动竞争力。人们从工作到生活都高度仰赖传播新科技发挥功用，网络已经成为无时间性（timelessness）的另一个生活世界，语言，甚至思想都逐渐沦陷为颂扬流量的商品，网络热搜排行榜目不暇接，拨开“头条”和“爆款”的重重烟雾，撕开网络赋权的神话（另一面实质是网民社交关系的货币化），我们该如何探究喧嚣的网络平台隐蔽操纵生产、社交与劳动的垄断权力？如何认识“算法”“流量拜物教”表象背后的工具理性所支撑的平台资本积累？

　　我们不妨重返经典，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理论洞见中探寻当前生活中危机的源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从总体上建构了针对资本主义发展以来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体系，为我们关照当下仍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进行批判性学术思考的思想资源，我们可以借以反思当前急剧扩张的数字经济如何对社会形态和人的精神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如何威胁人们本应依靠理性原则来维持的主体性生存状态。

　　回顾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合作的《启蒙辩证法》论述的深刻意涵，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驱面对欧美的现实：理性精神本为西方人的信仰依靠，但在现实世界中启蒙理性却走向反面，塑造了现代社会的非理性，成就的是对人的奴役而非解放和自由。法兰克福学派为什么展开现代社会的批判？他们蕴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框架不曾断裂，但却转向追问启蒙理性本身发生了什么问题？导致现状的机制是什么？缺陷是什么？可以被纠正吗？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启蒙辩证法》详细地解释了“启蒙理性”的概念，他们目睹北美的文化工业是一种全新垄断性产业，表面上强调工业，结合艺术和娱乐为人们提供商品，满足社会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实际上却将维持现行体系的真实的需求转变为用户的需求，当这两者和市场利润的需求勾连在一起时，资本就达到了控制的目的。个体神化被消解，文化风格被统一，资本最终实现了对社会民众的掌控。被马尔库塞称为剩余压抑（surplus repression）的东西从内部约束人们（Marcuse，1955：32-34），人们学会通过压抑性的去崇高化（repressive desublimation）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用大量的社会和经济自由换取当今无边的消费选择的“自由”（Marcuse，1964：46）。大众在文化工业领域的娱乐，并非真实的娱乐，不过是积累资本的娱乐，高度浓缩的计算理性（calculative reason）乃是产业链资本增值的关键一环。

　　在当前数字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计算理性以网络平台算法技术的面貌呈现于世，服务于平台经济模式。算法承载的技术理性效劳网络平台经济的弹性资本积累，后者因前者而可以预测用户个体的喜好，并基于个性化信息推送精准的内容和广告。维护平台经济体系运转的计算理性也是最具体的工具理性，同时协助调动任何需要的平台数据资源，隐匿地进行用户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卡洛斯·菲格雷多（Carlos Figueiredo）和凯撒·巴拉诺（César Bolaño）认为这一进程与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规训社会”相比，已经超越其个人服从（奉献）与空间的封闭划分和工作时间的排序关联，而数字组成的社会结构中，空间延展，时间连续不间断且无序，监控在传播动态上无处不在，算法和互联网加强了德勒兹（Gilles Deleuze）关于控制社会的观点（Deleuze，1992），“即规训社会正在转向由数字技术所组织的‘控制社会’，其中的不同空间之间无限制地相互渗透，连续性的实践使得人们根本无法完成任务”（Figueiredo & Bolaño，2017）。

　　算法技术实现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平台使用过程上的驯服，在更深层的意义上，算法是数据生产的技术依凭。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马西亚斯（Ulises Ali Mejias）直接使用“数据殖义”（Data Colonialism）这一概念指称当代互联网企业通过数据对剥削进行制度化规范的现实，他们认为数据殖义为资本主义新阶段铺平了道路，其最终结果将是导致生活的无限资本化（Couldry & Mejias，2019）。这一表述反映了数字时代的数据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数据对日常生活和社会形态的影响遍布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层面，互联网公司通过平台经济形式，利用数据操纵实现了对社会整体的重构。

　　数据之所以重要，根源在于数据是数字时代资本积累的新型载体。在算法技术的配合下，平台企业利用规则设计制造数据生产机制，将用户卷入资本积累循环，从而将用户的媒体使用活动转化为无偿的数字劳动。以数字劳工现象最为集中的社交媒体平台为例，其资本积累过程以定向广告为基础，平台企业依托持续的监控和大数据分析投放个性化和基于兴趣的在线广告，实质上是用户生产了数据商品和注意力商品，这种用户劳动正是资本主义中另一种形式的无偿劳动（Fuchs，2018）。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推动了激进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加剧了数字平台对经济和社会空间的殖民化，各国经济中数字平台的强势扩张导致市场垄断并限制了传统（非平台）组织的可能性。加夫里连科（Olga Gavrilenko）和马基娃（Anna Markeeva）指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平台意识形态”（platform ideology）正在成为政府治理系统的主导，基于这一数字文化崇拜的政策和经济模式正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殖民社会空间。疫情导致的社会隔离助推了数字媒体对社会的渗透，这使得更多人成为数字劳工，由于他们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生活，这也就为数字资本收割更多“剩余数据”大开方便之门，并使人们更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平台资本意识形态的改造（Gavrilenko & Markeeva，2020）。为平台资本积累服务而进行数据生产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核心生产方式，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视野观之，这一通过数据化实现商品化和资本化的平台经济过程重现了卢卡奇所批判的以普遍的商品形式为特征的物化现象。从文化创意劳动的新型意识形态到数字决定论（digital determinism）和数字乐观主义（digital positivism），福克斯通过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批判传播学的论题相结合，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生命力（Fuchs，2021）。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扩张的四十年也是传播新科技飞速发展的四十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尤其是对资本与技术结谋所形成的权力共同体的批判为以反思性和批判性为核心特征的传播经济学注入了新的思想资源。平台形式的数字媒体是当前数字经济赖以运行的核心系统，也是从市场中孕育而生、如今已然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的经济机制。在充分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想的基础上，传播经济学对当代数字化社会的整体性省思，对交织于其间的环境危机、算法垄断、监控与隐私保护、生产生活方式重构等现实变化的洞察与剖析将打开更为丰富的面向，进而从更本质的意义上揭示传播新科技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如何重构社会形态、变革社会权力结构以及形塑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新冠疫情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来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所建立的经济、、文化生态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传播经济学家勇担学术职志，就疫情与新媒体的对抗关联议题展开了涵盖社会各个领域的批判性探讨。在新冠这一全球大流行病席卷各国之际，各层级行为主体（如居家隔离的个人或家庭、研制疫苗的科学家、追踪病毒传播的政府官员等等）在数字媒体与资本高度组织化的工作与生活进程之中都空前依赖网络技术，个人隐私和数据的商业滥用问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然而，围绕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化数字平台的控制；易感群体的脆弱性和数字资源的可得性；以阶层、社会性别、年龄和种族划分的跨领域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围绕着数字技术对民众的休闲、学习、工作的影响等等诸多问题的对抗无处不在。总而言之，数字媒体联结的世界对抗正刻印在大流行病和环境危机合流的脉络之中，其间再现的多种社会张力与冲突交锋映照着国家与数字市场之间关系的根本性重组，并且严重制约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笔者根据文献阅读，厘清如下四个面向阐释上述论点。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全球大流行病，而国际性的网络体系——包括交通网络和通讯网络——并不是第一次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资本主义的扩张冲动力图消弭时空距离，对资本主义而言，新的生产力被生产出来的同时即向世界各地散布，交通和通讯系统网络在全球的伸展“让信息、观念、物质产品乃至劳动力得以相对轻易地四处迁移”（哈维，1999/2017：576）。因此，对于人类社会暴发的种种大流行病的思考必须打开历史的视野，从更宽广的时空维度反思社会结构和地缘变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默多克从传播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追溯1890年和1918年的“大流行病”，通过将其与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比发现全球大流行病的暴发具有历史相似性，包括传染病的全球传播背后交织着的全球交通运输网络，超越公众健康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扩张逻辑，以及全球秩序的重组等复杂的流动性权力关系网络——其中各国情报部门以及被具有党派色彩的企业家操控的媒体在这一权力网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张将大流行病视为对自然进行掠夺、被经济进步话语合法化的加速环境灾难的产物，需要各国担当责任，合作建立保护自然环境的全球新秩序。默多克指出：在市场主导的全球化失败以及与经济大国之间对立加剧的格局下，围绕未来的话语权争夺将持续存在，新冠疫情戏剧化地揭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性和国家综合行动的不可或缺性，面对封锁隔离期间企业关闭所造成的大规模经济混乱，英国和美国这两个主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都拨出巨额的国家援助来补贴企业、支付工人工资，但这些紧急状况下的临时举措并非长久之计，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健康和环境危机呈现的是一个长期的紧急状况，需要植根于国际主义、共同责任和互惠互利的新，以全面的公共干预为基础，对优先事项进行彻底地重新调整。如何用语言、故事、形象和实践将这一愿景嵌入日常生活半岛网站，如何理解并为情境化的实际行动提供令人信服的合理性，是传播学者和从业者目前面临的关键挑战（Murdock，2022b）。

　　从福柯的规训社会到德勒兹的控制社会，权力与社会控制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重要理论视域。信息社会对个人数据的收集与使用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这一理论问题在现实层面新的表现形式的思考，这正呼应着西方传播经济学者对信息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监控与隐私保护问题的关注。

　　当前，政府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求助于传播新科技与信息技术的举措掀起了人们围绕“监控”的激烈辩论，“监控”作为一个研究议题其本身长期以来是学术领域关注的一个重点方向，但将关于疾病的“监控研究”建构为一种研究路径则是学术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现实挑战而作出的最新理论回应。例如马丁·弗伦奇（Martin French）和托林·莫纳汉（Torin Monahan）围绕监控研究（Surveillance Studies）关于新冠疫情呈现出的社会现实所具有的解释力展开讨论，作者指出，新冠疫情的全球传播展现了和病原体如何被测量、跟踪、预测和调控，监控则是这诸种现象和过程的关键推动因素，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和学者从科学和技术层面界定了疾病监控的范畴，而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从社会视角对这一概念作出回应和安放。取道监控研究路径（surveillance studies perspective），人们可以理解源于自然的生物威胁如何被种族化，各类社会机构如何并因何发生动荡，以及社会化媒体如何助纣为虐、加剧社会撕裂。两位作者借用人类学家金·福尔顿（Kim Fortun）的话来形容新冠肺炎疫情向监控研究学提出的挑战，指出当下的情况“太过复杂以致无法完全理解，但必须作出回应”（Fortun，2001：18），并呼吁开展有效的学术对话，以期影响与疾病监控有关的政策或政府规划（French & Monahan，2020）。

　　目前，围绕疫情的监控议题探讨压倒性地集中于政府与企业合作展开的追踪技术应用将如何影响公众的个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例如拉卢卡·切尔纳托尼（Raluca Csernatoni）从总体上考察了大规模部署的追踪应用程序所存在的潜在的技术误用风险、追踪的负面效应以及导致彻底的国家-企业技术监控模式（radical forms of state-corporate techno-surveillance）的演进过程。切尔纳托尼指出，新冠疫情的严峻形势促使各国将目光投向技术，然而这类应用程序引发严重担忧，人们对由此导致的全方位监控、科技巨头掌握敏感数据、侵犯公民权利等问题疑窦丛生。切尔纳托尼认为应当保持对技术解决主义（techno-solutionism）的质疑态度并警惕新冠疫情带来的炒作技术逻辑的风潮；另一方面，切尔纳托尼也提醒公众应当积极响应，以维护原则为目标对其大力支持，防止政府或企业滥用监控技术。若非如此，基于当前紧急状态以特殊条件执行的数字监控措施将可能被正常化，并从根本上改变未来（数据）隐私和其他价值的取向（Csernatoni，2020）。

　　也有学者通过个案研究透视特定国家所采取的防疫政策和技术手段，审视它们的具体实施情境及其在监控问题上的真实表现。瑞安基于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指导纲领，从必要性（necessary）、相称性（proportional）、科学有效性（scientifically valid ）和时限性（time-bounded）四项原则角度评估了韩国的数字接触追踪措施是否合乎道德，结果显示韩国政府对数字接触追踪技术的应用在科学上效果明显、与预期目标相称且符合必要性要求，但执行周期过于模糊，无法满足时限性要求。基于此，瑞安认为数字接触追踪技术是应对新冠疫情危机时对传统接触追踪手段的补充，但应当定期评估该技术的执行效果，警惕潜在（和实际）的过度使用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同时瑞安强调，数字追踪技术的应用效果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基于信息收集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和资源，政府防控不力、个人防护用品不足、医务人员短缺以及忽视流行病学建议所造成的新冠疫情危机无法被技术弥补半岛网站，数字追踪技术的真正价值在于为应对大流行病所需的有效决策和集体行动提供科学支撑（Ryan，2020）。

　　杰拉德·戈金（Gerard Goggin）同样选择了两个具体国家——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经由比较研究，揭示了不同政府在采用数字技术时由于具体实施过程的差异，完全可能出现大相径庭的结果。对此戈金指出，随着移动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如何制定实施方案才能够使公众和政府之间建立信任从而达成合作，通过共享信息来绘制疫情传播地图，实现疫情防控，这一挑战还需要各国政府和公众共同面对。一边是技术应用带来的公众对隐私问题的担忧，另一边是政府寄希望于凭靠数字技术来维系疫情防控状态下的社会发展和保障公共健康。最终，数字技术公共化的效果如何、其对维护公众健康的裨益何在，又将对自由和日常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要在实际应用中经受检验（Goggin，2020）。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同时，弥漫在社交媒体上的有关新冠病毒的谣言、误传和阴谋论也制造了“信息疫情”（infodemic），由此带来的“数字化失真”引发了西方传播经济学者们对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与阴谋论（conspiracy）的生成机制与社交媒体传播生态的追问。

　　数字媒体时代，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化等自动化技术已经被社交媒体平台广泛应用来传播平台上的各类信息内容，以此吸引用户注意力，尽可能延长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和提高用户的互动频率。由于平台缺乏有效监管，这一机制客观上为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蒂莫西·格雷厄姆（Timothy Graham）与其同事分析了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上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推文及其转发并描绘了相关的机器人协同传播网络后发现，利用自动化技术进行传播的虚假信息在初期经过较小范围的人为操纵后，便会经由社交媒体自身的传播机制而自发地被大量真实用户普遍接受，由此实现对公众的认知误导。此外，主流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加入对阴谋论的讨论会使得错误信息和谣言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名人、记者、政客、媒体、政府和其他拥有大量关注者的社交媒体用户的加入进一步放大了阴谋论的可见度，其后果是三人成虎，官方的澄清和纠正反而被阴谋论者曲解为企图掩盖，最终导致公众了解的媒体环境遭到严重破坏（Graham，Bruns，Zhu & Campbell，2020）。

　　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干扰不仅会影响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事实的认知，也会使人们在行为上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从而在整体上使疫情防控受阻。阿恩格斯·布里奇曼（Aengus Bridgman）等通过对加拿大国内推特（Twitter）平台上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和加拿大新闻媒体对新冠疫情的报道进行数据分析，揭示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媒体使用、错误信息与关键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与倾向于强调公共卫生建议（如保持社交距离等）的专业新闻媒体相比，推特平台传播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更多；公众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他们对新冠肺炎基本事实的错误认知有明显关联，这与观看和阅读专业新闻媒体的公众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水平形成鲜明对比；同时，研究发现基于错误认知的态度会反向影响人们对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的遵守意愿，这意味着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推特）传播的错误信息不但阻碍了人们对新冠肺炎产生正确的认识和了解，而且这一影响延伸至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从而导致在现实中扩大了新冠肺炎感染的规模和危害程度（Bridgman et al.，2020）。

　　数字媒体上的信息失控、无序传播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的去中心化传播模式常常被技术乐观主义者们称颂为自由表达的伊甸园，但实践证明，由于缺乏监管，数字媒体引发的信息茧房问题会导致不同观点群体内部产生意见和态度的自我强化与极化，这种违背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性的信息传播生态塑造了不同意见社群之间的对立，此类矛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之下，借助阴谋论的传播生态更为激烈地爆发出来。法蒂玛·尼扎鲁丁（Fathima Nizaruddin）以COVID-19大流行期间印度广泛流传的关于“新冠圣战”（Corona Jihad）的网络讨论为背景，考察了参与传播此类言论的WhatsApp小组在印度宗教仇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尼扎鲁丁分析了三个印度教民族主义WhatsApp讨论小组中传播的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极端言论和错误信息，结果表明印度教民族主义小组在新冠疫情中将矛头一致对准了特定少数派社群，指责他们故意传播病毒，这使得印度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针对大多数人的线上“新冠圣战”（Corona Jihad），加剧了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紧张局势。尼扎鲁丁指出，对此类网络暴力的纵容是印度现任总理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其选举策略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印度当前的社会氛围，消除WhatsApp平台上的极端言论和错误信息传播路径绝不可能像技术解决主义那样简单（Nizaruddin，2021）。

　　1987年，要求针对有争议的社会议题播放相互竞争观点的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被废除，这为公然党派化的时事电视开辟了道路（Murdock，2020），美国媒体的党派化趋势随之一发不可收拾。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党派化的媒体深度参与政客们利用疫情所进行的表演，为阴谋论煽风点火，助纣为虐，进一步恶化了信息传播环境。马特·莫塔（Matt Motta）等通过量化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美国的右翼广播和有线电视媒体是有关新冠肺炎来源和治疗方案错误报道的主要来源；同时，研究发现使用右翼媒体的阅听人更可能支持有关新冠肺炎的错误信息，这些被误导的人群也更可能认为公共卫生专家高估了新冠疫情的严重性，从而忽略或拒绝科学的防疫指导。这一研究同时也印证了默多克所论述的政党化的媒体如何服务于斗争而抛弃新闻专业价值，其后果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登上权力的舞台（Murdock，2020）。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化时代造成的社会影响前所未有，它考验了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对疫情暴发的处置能力。传播新科技所型构的网络社会使在线工作和远程合作成为可能，防疫措施造成的物理隔绝使线上生产生活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开来。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生产方式转变而来的还有更多新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科学领域的全球合作需求与右翼民粹主义掀起的民族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金塞拉（Cormac M. Kinsella）等指出，任何新型病毒性疾病出现后科学界总是在最关键的早期阶段存在一个“研发差距”（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gap），这种滞后会对人们的响应速度和质量构成威胁，但在各国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如今基础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新冠疫情的实践证明当前科学界应对新型传染病大流行的研究能力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国际研究界的协调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从实施诊断、接触追踪到共同研发疫苗、制定治疗方案，诸种科学施策都建立于有效的信息共享基础之上。与科学界的积极响应、精诚合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文所述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在媒体和公众之中甚嚣尘上，基于科学研究而制定的防疫手段难以在现实中得到有效落实，科研合作成果难逃被束之高阁的尴尬境地。

　　其次是全球化的等级体系内，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国家之间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查尔斯·戈特利布（Charles Gottlieb）等考察了全球不同国家的城市中有条件居家办公的工作比例与国家收入水平之间的变化关系。研究显示，贫困国家的城市中居家办公比例（20%）仅为富裕国家城市工作人群（40%）的一半，这一差距主要是由自主谋生（self-employed）的非工资收入劳动者造成的：贫困国家中自主谋生的劳动者就业比例明显更大，其工作属性不利于居家办公。在国家层面，就整体经济水平而言，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相比能够在家工作的就业比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在家工作的能力，在家工作的能力越低意味着社会隔离政策的潜在成本越大，研究结果表明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贫困国家普遍较高的农业就业率（Gottlieb，Grobovšek & Poschke，2020）。事实证明，新冠肺炎疫情在不同国家之间造成的不平等影响不仅取决于国家经济水平本身的差异，还与其产业结构息息相关。

　　更应当引起重视的是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生活转型所引发的社会系统重塑问题，这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上，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将打开新的历史进程窗口，生产方式的转变也意味着人们交往方式的转变，这将带来新形式的集体化、组织化力量。这种力量将推动社会走向何方，需要身处其中的人们保持高度关注。福克斯指出，新冠疫情是人类和社会的生存危机，它使人们对社会未来的看法更加激进，这一转变或者将使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或者将退化到野蛮状态。面对面的社会联系和交往被阻隔，在传播新科技的辅助下，曾根据物理场所独立组织的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结构汇聚在家庭空间，家庭呈现为“超场所”（supra-locale）的社会系统。一方面，这种集体经验可以产生新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形式；另一方面，如果意识形态和极右势力占上风，也可能引发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因为新冠疫情最大的危险是极右翼势力利用紧急状态传播虚假消息、民族主义和仇恨，从而导致暴力、战争、、种族灭绝和法西斯主义蔓延。在这个选择的十字路口，行动和经济是决定性因素（Fuchs，2020）。

　　微观上，数字媒体实现的数字化联结在疫情中重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一变化使“生命”议题获得了新的实践形态和辩论空间。例如韩炳哲从人的精神视角出发考察数字媒体所型构的线上生活情境在疫情期间对人的影响，他在分析新冠疫情暴露出数字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时指出，数字化传播非常片面、薄弱，它使得交流双方之间缺少实质性存在，这是一种没有共鸣、没有快乐的交流。人类是身体的生物，因此人们曾经习以为常、却不得不在疫情期间舍弃的仪式也意味着现实的体验，它们代表了有形交流的形式，创造了社区，并因此带来了幸福。数字化削弱了实体化，加深病态的社会断层，从而削弱了社区凝聚力，其结果是新冠肺炎疫情推动的网络生活使人们的精神与身体疏远。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则将视线聚焦于疫情引发的防控措施，他极度担忧政府采取的紧急状态会在将来变成常态。在阿甘本看来，当下为应对疫情而实施的紧急状态是其思想中“例外状态”的投射，是一种与稳定的、法制的、理性的社会运行状态相对立的社会状态，其特点是紧张、暴力而缺乏法制。阿甘本忧心人们在长时间的政策约束下会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永久的危机状态之中，以至于没有察觉到他们的生活已经被缩减为一种纯粹的生物状态，不仅丧失了其维度，而且失去了所有人性的维度。针对阿甘本的疫情批判，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驳，他指出新冠肺炎的致死率使人们不能轻视其危害，而所谓“例外状态”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政府执行的防疫政策，因为这种例外已经在世界上成为一种规则，“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真正有益的反思应当把矛头指向全球化（让-吕克·南希，2020）。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源于16世纪，欧洲商贸建立了亚、欧、美的联络网，同时也为世界成就单一经济体，包括单一市场和区域分工，而体系中又可分为“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部分。世界体系理论强调国与国在、经济甚至文化层面上有着核心-半边陲-边陲（或更多层级）的关系，体现了第三世界在经济、与文化（即媒介产品输入）对核心国家的单向依赖。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则更明确地从制约与剥削的角度分析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不平等结构，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生产体系的全球化，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外围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并受制于中心区国家所掌控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垄断权力，发达国家使外围国家的产业陷于从属地位，全球形成新的等级秩序，全球化价值规律产生出新的两极分化形态（阿明，1997/2013：3-4）。

　　传播新科技的日新月异不但没有改变世界等级体系，反而雪上加霜，强化并协助了固有市场等级的全球扩张，军事工业复合体与社交媒体监控-工业复合体迅速展开与金融业的构连，网络平台的垄断资本积累席卷全球，这是比新冠肺炎更加剧空间不平等的强大引擎，平台经济聚集的庞大数据霸权彻底瓦解了信息社会公正传播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在经济维度上，大型科技公司主导的数字媒体平台得益于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在短时间内即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并利用规模效应不断巩固和强化这一不对称优势，在经济领域崛起成为影响社会运转的重要力量，这一转变被有些学者称为“平台资本主义”。这些科技企业控制了互联网的信息流、数据流通渠道和内容分发端口，整个社会都依赖于其建构的平台系统，以至于连传统上由政府实施的监管审查也难以对其产生有效约束（Gillespie，2018：24-44）。

　　另一方面，在媒体和信息传播维度上，西方主流媒体政党化趋势与社交媒体的广泛影响力相互叠加对西方的运行已经造成严峻挑战，右翼民粹主义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持续高涨正是平台媒体和话语层面的社会控制能力在领域的延伸。默多克剖析当前西方社会民粹主义盛行的社会源头时指出，一项2014年的调查显示，自认为一贯持保守主义态度的人群中几乎一半（47%）将福克斯新闻（Fox News）作为和政府信息的主要来源，88%的人相信其报道（Mitchell et al.，2014）；而自2016年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福克斯新闻即成为特朗普首选的国家电视台平台，通过持续传播倾向于特朗普政府的新闻报道获得了大批保守主义观众。与此同时，特朗普与其核心支持者的联系在他持续不断地在推特平台发布推文的过程中得到延伸和加强。阿多诺在观察20世纪40年代右翼电台广播时指出其为听众提供了一种“肆意流动的念头”（flight of ideas）而非“话语逻辑”（discursive logic）（Adorno，1994：165），特朗普的意识流推特恰恰重复了这种模式（Murdock，2020）。利用平台媒体，如特朗普政府一般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煽动极化以巩固并扩大自身影响力，这一生态的变化对西方左翼力量造成巨大压力，在右翼势力掀起民粹风潮的现实挑战之下，围绕如何与社会公众建立紧密联系、建构易于被民众接受的话语体系等问题，西方左翼学者和家面临艰巨任务（孔宇，张艾晨，2020）。

　　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下，传播新科技的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交织，既是第三次市场化浪潮的产物，也是其全面扩张的重要推动力。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综合商品化过程及其引发的社会反应与社会学发展历史之间的关联，把市场化浪潮划分为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市场化浪潮以自然的商品化为标志，同时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真正达到了全球化。与激起国家对抗市场的第二波市场化浪潮不同，布洛维认为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背后“是一个全球维度的经济阶级，其为自己的目标驾驭了民族国家，……对绝望贫困的流动工人群体进行异乎寻常的剥削”（布洛维，2005/2007：58），其目标是“摧毁并将社会连根拔起”（布洛维，2005/2007：62）。面对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带来的严峻挑战，布洛维不再寄希望于国家对市场的包容，转而呼吁公共社会学带来的抵抗力量，提倡建立社会学家与公众之间无中介的互惠性关系，认为学者应当通过与公众的双向交流与价值讨论把公众的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联结起来，揭示超越个人生活世界之上却又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结构性力量（胡勇慧，2011：70-71）。

　　当前正如布洛维所言，资本的触角在科技的助力下早已溢出经济领域，甚至跨过社会的边界而向更为广阔的自然界推进，由此引发的环境危机问题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全球升温1.5 ℃特别报告》半岛网站，报告中写道，“人类活动估计造成了全球升温高于工业化前水平约1.0℃，……如果继续以目前的速率升温，全球升温可能会在2030年至2052年达到1.5℃”（IPCC，2018：4）。为了强调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报告特别指出“需要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前所未有的转型”（IPCC，2018：v）才能实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以内这一宏大目标。诚然，这份报告反映了各国政府在气候危机问题方面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报告没有揭示这一危机背后潜藏着的、根植于全球经济等级体系的结构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阶级不平等，研究显示全球10%的人口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排放总量的近50%，而全球20%的人口排放了70%的二氧化碳（Anderson，2018）；其次是资本垄断造成的不平等，据测算全球71%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100家公司（Riley，2017），但显然这些企业不会主动承担其责任，反而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卸给消费者，或是声称自己的产品究竟会被如何使用完全取决于消费者，或是将环境保护的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最后是在蒙受损失方面的不平等，从承受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这一角度来看，不同的国家、阶级、产业、社会群体等承受的减排代价不同，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少的人群如青少年、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发达国家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等在看似公平的减排目标下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于是我们看到的社会图景便是：少数人一边享受舒适富足的生活，一边肆意破坏他人以及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情形显然难以为社会公平所容忍，由此应运而生的“气候正义”，其宗旨就是希望纠正上述一系列结构性的权力及从属关系（斋藤幸平，2021）。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我们要追问当下社会情境中使环境危机持续恶化的罪魁祸首，那么将不可避免地把视线转向数字媒体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干预自然环境从而造成显著影响这一过程与社会传播网络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物质资源和能源需求的增加相互重叠并非巧合。承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路径，西方传播经济学者针对20世纪末兴起的信息技术及其社会影响展开了不同维度的批判性研究，当代传播经济学者提出面对数字媒介环境传播经济学要重回马克思，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解读数字媒体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把传播系统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进行考量。

　　以默多克的传播物质性研究取向为例，他指出，数字媒体的物质基础经常在相关研究中被忽略，但这一要素恰恰与环境危机紧密相关。数字连接需要大范围的电缆、卫星、发射机和服务器集群网络，并通过各种设备将用户连接在一起，这些基础设施和电子设备在生产过程中会消耗多种稀缺的矿产资源，并在其生产、运输和使用中消耗大量能源，最终成为堆积如山的电子废品；此外，数字产品从生产到使用的各个环节都会导致大量二氧化碳排放，随着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逐渐推广，排放量还将急剧上升（Obringer et al.，2021）。数字媒体的上述发展路径呈现了一个联结的悖论：人们越是利用数字化的包容性成功地消解经济、社会和文化障碍，就越使得自然环境陷入危机（Murdock，2022a：xiv）。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数字通讯系统的逐渐普及和应用与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相互交织形成了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权力组合，推动了人类加速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第二次高峰。只有将数字媒体的崛起放置于资本主义整体转型及其全球化进程图景之中，才能有效解释近年来全球气温上升速度随技术变革与经济发展而变化的走势（Murdock & Brevini，2019）。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两年多，至今尚未有完全褪去的迹象。事实证明，新冠肺炎疫情为传播经济学素来被批评为简约化的问题进行了无声却有力的辩护，新自由主义与技术结谋所形塑的数字媒体已经入侵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息时代的技术-资本联合体对人们生活的掌控没有时空盲点，对全球每一个个体皆是如此。这一现实发展客观上要求传播经济学突破传统研究视域，将其自身扩展为对普遍性的社会现实的包容性考察。当前，传播经济学研究的多重路径愈发走向融合，经济、文化与技术的物质性议题随着传播新科技的迭代发展与资本主义自身演变的深度勾连关系而愈发难以割裂。面对日益复杂、加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与人类生存境况，当代批判传播学者在坚守批判立场，坚持对文化工业、数字化与信息社会的权力结构展开反思性追问的同时，还应当以更为开放的学术关怀视野积极与主流社会科学展开对话，拓展研究领域并寻求更广泛的学术合作与共识，以期建立一个广泛的学术共同体，把脉时代病症的同时挖掘现实中的实践潜力，遏制无节制的市场化冲动对社会公平正义、自然环境平衡造成破坏的趋势，最终使我们的社会打破对经济增长的执念，建立如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在《甜甜圈经济学》中提出的兼顾人类生活“社会基础”（social foundation）与“生态天花板”（Ecological Ceiling）的、可再生的、分配合理的经济体制，重新想象人类繁荣的意义，共同为促进社会正义和公众福祉贡献建设性方案。